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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七事變——全國抗戰的爆發點
作者:何立波

《新華月報(天下)》 2007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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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溝橋的火藥味與馮治安的匆匆回平
       對于二十九軍官兵來說,公元1937年的7月7日,是一個永遠無法忘記的日子。對于中國人民來說,這個日子意味著無言的心痛。對于日本人民來說,則將他們平靜的生活打亂,拖入了一場災難之中。
       7月7日上午,日軍再次在盧溝橋以北地區演習,火藥味愈來愈濃厚。
       氣焰囂張的日軍在盧溝橋地區不斷制造沖突,源于1936年9月18日的“豐臺事件”。這就預示著,日軍有進一步占據盧溝橋的企圖,因為盧溝橋是一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軍事據點。
       日軍的意圖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盧溝橋與豐臺一樣,同樣是北平的門戶,是華北的咽喉。它據著平津及冀察的生命線,而位于平漢路與北寧路之交接點,又為平保公路所經之地。所以在軍事上,日本必須據有豐臺與宛平,才足以控制平津。
       在盧溝橋事變前一年即1936年冬,日軍即試圖在盧溝橋附近購地,以便在盧溝橋、長辛店及宛平間建立一軍事堡壘,以與豐臺駐軍成為犄角,來監視我國在宛平、永定河一帶的駐軍。然而中國人始終以警惕的眼光注視著日本人的一舉一動,此事終于因民眾和冀察當局之制止,未能實現。
       從豐臺事件起,日軍即對中方表示了其對于盧溝橋、西苑、南苑及長辛店各地駐有中國軍隊之不滿,希望二十九軍自動撤退。但均為二十九軍所拒絕。所以盧溝橋事變一發生,日方即積極從事布防,先奪得盧溝橋來和豐臺形成犄角,然后以平津間的鐵路為紐帶,以北寧路為后方,而造成內線作戰的方式,來威脅平津,并以對付津浦、平漢兩路之中國軍隊。
       在盧溝橋事變之初,日軍首先占據宛平東北二三里的高地沙崗。此舉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先造成奪取盧溝橋之初步形勢。而日軍之一再違約,不肯從沙崗撤退,也純粹是為了這個緣故。因為沙崗能控制平漢與北寧之接口,而且是平保公路的必經之地,所以沙崗一旦被占,盧溝橋與宛平也就直接受到威脅了。
       很顯然,日本帝國主義要進行華北的分離運動,那么它就必須在軍事上造成以控制華北的首腦——平津的形勢,才能遂行其政治陰謀。盧溝橋在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日軍占據盧溝橋,平漢交通為之堵塞,而將使北平進退失據,此舉無異于切斷華北之首腦——平津。如此一來,日本在華北即取得了政治和軍事的兩重控制。
       日本人對于華北的覬覦由來已久。自從日本占據東北以來,就已經開始企圖造成包圍華北的形勢,特別是成為華北與西北的門戶之冀察及平津。日本人的計劃是,首先以秦皇島為根據地的海軍,協同熱河、察北的陸軍及偽軍,造成了兩面的包圍。另外則從綏遠發動偽軍來造成三面大包圍的形勢。而綏遠偽蒙軍在百靈廟一帶的慘敗,切斷了它的右翼。因此,它只有先從左翼以北寧線為根據來掠取平津,以期奪得華北之心臟,然后再兵分三路:東路沿平津線取山東,中路沿平漢線取河南,西路則由平綏路出南口以進窺察哈爾、山西和綏遠。7月7日在盧溝橋挑起戰事,正是日本人企圖用政治手段分離華北失敗之后,而以軍事冒險來達到這一目的的開始。
       鑒于此,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后,日軍即開始組織它的戰略行動,分三路運輸軍火和軍隊集中平津;一路是從關外以北寧路為動脈,而向西南輸運;一路從熱河以平古大道(從古北口到北平)向南輸運;一路則從塘沽海口向西輸運。同時,也就把事件擴大,而加強其左翼,用冀東為根據地來展開對平津的包圍。
       在中國方面,因為自從九一八事件以來,就沒有很好地在華北做防御的準備,加之以受塘沽協定及種種政治上的約束,使平津的門戶洞開。
       憂心忡忡的何基灃(時任三十七師一一O旅旅長)似乎已經嗅到了火藥的氣味。他意識到了事態的嚴峻,立即把消息報告了在保定的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
       馮治安意識到了情況的嚴重,他火速趕回北平。與何基灃商議后,他做了相應的準備。盧溝橋的戰事,讓馮治安成為國人皆知的抗日名將。
       馮治安,河北故城人,1896年生。其父馮元璽,熱心興學辦塾。馮治安自幼隨父就讀,勤奮好學。馮治安目睹了中國的內憂外患和民不聊生的狀況,慨然嘆曰:“大丈夫當效班定遠,岳武穆之立功報國,揮戈救民,豈能逸居鄉里哉!”馮治安遂立志投筆從戎報效祖國,該名治安,志在治國安邦。
       1912年3月,馮玉祥到河北景縣一帶招募新兵,馮治安前往參軍。他勤奮好學,待人寬厚,肯多做事,不辭勞苦,常對人說:“多做,多學,多見聞也。”1924年10月,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事中發動北京政變,建立國民軍,馮治安因作戰有功,被提升為衛隊旅旅長,駐兵于豐臺附近。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重整軍備,擴大編制,衛隊旅擴編為師,馮治安提升為師長。1927年,5月1日,國民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第二集團軍,馮治安升任第十四軍軍長,率部移駐河南確山,后又開赴信陽。1929年1月南京編遣會議以后,馮治安進入陸軍大學學習。中原大戰后,西北軍的殘部被張學良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九軍,由宋哲元出任軍長,馮治安任第三十七師師長。
       七七事變后,1937年8月,馮治安升任七十七軍軍長。10月,任第十九軍團長兼陸軍第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率部轉戰于冀、魯、豫地區,后參加了著名的臺兒莊會戰。1940年5月,張自忠在鄂北會戰時殉國,馮治安繼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是抗戰八年國民黨軍中的主要抗戰將領。抗戰勝利后,馮治安任第三綏靖區司令,后兼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張克俠曾多次旁敲側擊勸他脫蔣起義,但馮治安舍不得榮華富貴,沒有答應,并把張克俠架空。1949年,馮治安隨蔣介石去臺。1954年12月16日,馮治安病逝于臺灣。
       日軍“士兵失蹤”之謎
       1937年7月7日那天天氣特別熱,溫度計從大清早就直線往上升,到了夜晚也不見涼意。7月7日上午,日軍又來到盧溝橋以北地區演習。下午,駐守豐臺的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從兵營出發開到盧溝橋西北龍王廟附近,舉行夜間演習。演習的內容是“從龍王廟附近到東面的大瓦窯,向敵人的主要陣地前進,利用夜幕接近敵人,然后黎明時進行突擊”。
       龍王廟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窯在宛平城東北,三地之間各只有千米之遙,而且龍王廟內有二十九軍士兵駐守。日軍在此地進行夜間演習,顯然是有企圖的挑釁行為。
       下午7時30分,暮色降臨,清水節郎下令部隊開始夜間演習。日軍部分軍官和假想敵旋即到東面活動。待天完全黑下來以后,近600人的部隊便向假想敵所在的東方移動。城內城外,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清水節郎在日記中寫道:“這天晚上,完全無風,天空晴朗沒有月亮,星空下面,僅僅可以看到遠處若隱若現的盧溝橋(這里指宛平縣城)的城墻,和旁邊移動著的士兵的姿態,是個靜悄悄的黑夜。”
       在這漆黑的夜里,日軍將蓄謀已久的侵略計劃一步步付諸實施了。當晚10時40分,宛平中國守軍聽到城東北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在寂靜的夜幕下,槍聲是那么刺耳,引起宛平守軍的密切注意。
       少頃,幾名日軍來到宛平城下,聲稱丟失一名士兵,要求進城搜查。宛平守軍認為,時值深夜,日軍進城搜查會引起誤會,妨礙治安。日軍仍堅持要進城。守城官兵拒絕說:我方部隊正在睡眠,槍聲響自城外,非我軍所發,日軍在演習場丟失士兵與我無關。我們執行上級命令,不能打開城門!日軍立即包圍宛平縣城,開槍示威。
       同時,清水節郎派人去豐臺向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報告,要求派兵支援。一木清直接到報告后,立即向頂頭上司第五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報告(此時,旅團長河邊正三不在北平),牟田即令一木清直率領第三大隊開往盧溝橋,現地指揮戰斗。
       
       與此同時,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久太郎開始向冀察當局提出交涉。
       松井久太郎是七七事變中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是日本福岡縣人,陸軍學校二十二期生。早年曾在海參崴及西伯利亞各地秘密活動,后任關東軍參謀。1937年3月,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調回國內,松井便受命接任了這個職務。到任后,松井又被冀察當局聘為顧問。從此,他頻頻奔走于北平、天津、通州間,在對華交涉的名義下進行分離華北的種種陰謀活動。7日夜間的所謂“失蹤事件”發生后,松井又登場了。
       這天下午,北平市長兼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在市政府邀請北平文化界負責人胡適之、梅貽琦、張懷九、傅孟真等20多人,給他們報告局勢的緊張情況,交換應付意見,直到夜里10點才散會。回宅后,他先洗了個澡,換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欄上靜靜地沉思。突然,“叮零零”,電話鈴響了起來,時鐘指著11點40分。
       又發生了什么事?一種不祥的預感,在秦德純的心頭油然升起。從6月以來,日本軍隊在盧溝橋地區進行的軍事演習突然頻繁起來。而且駐豐臺的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隊的演習,竟以攻奪宛平城為目標,反復進行。莫非宛平城的駐軍和日軍發生了沖突?神經一直繃得很緊的秦德純忐忑不安地拿起了電話筒。
       電話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魏宗瀚打來的。他說:“據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稱,本日有日軍一個中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在整隊時,忽有駐盧溝橋之二十九軍部隊向其射擊.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見該士兵被迫進入宛平縣城,日方軍官要求率隊進城搜索失蹤士兵。”
       秦德純反應很快,也很干脆:“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就在該地演習,已經違背了國際公法,損害了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念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后,令該地軍警代為尋覓,如果查出確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答復后,至夜晚2點,外交委員會又來電話,說日方對此答復不滿,強要派隊進行檢查,否則日軍即包圍該城。秦德純以為,此事可能是日軍制造的口實,很可能釀成大禍,馬上將此經過電話告知馮治安師長及駐盧溝橋的吉星文團長,要嚴密戒備,準備應戰。同時并令吉團長,派人偵察豐臺方面敵人的動態。
       凌晨3時半,吉星文團長電話報告:“約有日軍步兵一營,附山炮四門及機關槍一挺,正由豐臺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將城防布置妥當。”
       “聽我的命令!”秦德純振臂高呼:“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斗,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我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秦德純同時將此處置通知馮治安。
       秦德純還指示宛平縣長王冷齋,迅速查明日軍士兵“失蹤”之事,以便處理。王冷齋則通知宛平城內駐軍營長金振中切實查詢各守兵。經查明,我軍并無開槍之事,也未發現有所謂失蹤士兵的蹤跡。
       那么,日軍士兵“失蹤”,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實際上,那位“失蹤”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解手離隊,不久就歸了隊。后來有人向清水節郎問起志村為何“失蹤”,清水假裝不知道,居然提出三種推測:第一,可能是解手去了;第二,可能是奉命偵察,走錯了路,回到部隊演習位置時,中隊已轉移;第三,也許是因疲勞伏在地上睡著了。
       這本來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事情,只要問問志村本人就會一清二楚,而日本人卻一直閃爍其詞。志村歸隊后,清水節郎故意不報告。
       戰后有人問清水,當時為何不報告。清水支支吾吾說:“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現在記不清楚了。”并說,“接到不法行為(指槍聲)的報告,感到很緊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結果就下令了。”
       誰在撒謊,已經是再清楚不過了。當時清水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和決定對二十九軍采取軍事行動的理由,是“士兵失蹤”,戰后卻說成是“不法行為”。
       7月8日凌晨2時,一木清直已得知志村菊次郎歸隊的消息后,卻認為:“連聯隊長都下了交涉的命令,又因此而中止,我不知道中國方面會怎樣宣傳呢?”所以他沒有下達停止軍事行動的命令。不過此后,做賊心虛的日軍,把挑釁的借口由“士兵失蹤”偷梁換柱成了“非法射擊”,甚至干脆否認曾向中國方面提出過搜尋“失蹤士兵”的事情。
       二戰后,關于“士兵失蹤”一事,在日本曾引起廣泛的研究。不過志村菊次郎卻已經是無法佐證了。因為他在“失蹤”后不久,就離開部隊,回到了家鄉。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再次應召入伍,結果于1944年1月31日戰死。
       是誰開了“第一槍”?
       1937年7月7日這一天,與所謂的“第一槍”,有著說不清的關系。
       七七事變是一個事關中國命運的大事變,所謂的“導火索”在日方看來是“士兵失蹤”和“第一槍”。“士兵失蹤”問題已經搞清楚了,那么“第一槍”問題則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水節郎的筆記是這樣記述的:“晚上10時半左右,傳令休息,我站起來看了一下集合情況,驟然間假想敵的輕機關槍開始射擊起來。我以為是那邊的部隊不知道演習已經中止,看到傳令兵而射擊起來了。這時,突然從后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可是,我方的假想敵好像此時還沒有注意到,仍然進行著空彈射擊。于是,我命令身旁的號兵趕緊吹集合號。這時,從右后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十幾發子彈。回顧前后,看到盧溝橋的城墻上和河堤上有手電似的東西一明一滅(似乎打什么信號)。中隊長正分別指揮逐次集合起來的小隊做好應戰準備的時候,聽到了一名士兵行蹤不明的報告,就一面開始搜索,一面向豐臺的大隊長報告這種情況,等待指示。”
       清水的說法是否可信呢?“第一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無論在當時或戰后,日本都不斷有一些人抓住“第一槍”的問題糾纏不休,詭稱是中國軍隊放了第一槍,還有人居心叵測地提出是中共挑起了七七事變。這些日本人的目的,其實昭然若揭,無非是借此將發動七七事變的責任轉嫁給中國方面,并進而否定全面侵華戰爭的侵略性質。但是無論日本人的理由有多么冠冕堂皇,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所謂的“第一槍”,是在中國的北平城外,而不是日本的東京城外響起的。
       盧溝橋事件發生后的翌日,日本外務省就曾推測它是華北駐屯軍的陰謀。甚至連首相近衛文也有這種懷疑。在北平的日本人則更是接近真實地盛傳:點火的人,是日軍中級干部。那么,這些不約而同的判斷是不是毫無根據呢?
       日本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曾經就“第一槍”之事寫道:
       7月8日,我由內蒙化德乘飛機到達天津。晚間,在芙蓉館(日本料亭)辟室與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少佐對酌,他說:“放槍的事,是共產黨學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經在參謀本部共過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產黨方面的學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問他一句:“那么,教唆他們干的元兇就是你?”他滿臉通紅點頭承認……茂川還承認,中日雙方于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企圖激化沖突,擴大戰火。
       天津日本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后來還就此事作出坦白,道破了這一事件的真相。1946年6月,北平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和保定綏靖公署軍事法庭,對戰犯茂川秀和進行了審判。
       法官問:七七事變是誰挑起來的?
       茂川答:是日本軍國主義。
       法官問:七七事變近因是為什么?
       茂川答:(日軍)北平駐軍外出演習時被打擊了。有這個事情。
       法官問:這責任應當誰負?
       茂川答:由日本軍負。
       法官問:第一槍是誰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第一槍”完全是日本華北駐屯軍和日本駐平、津特務機關以及日本國內侵華激進派法西斯分子共同策劃的陰謀,他們是七七事變的真正肇事者。
       而日本許多軍政要人緣何并不知曉?在侵略中國的大方向上,日本決策層沒有歧異,而在何時發動這場戰爭上,他們卻存在爭議,沒有達成一致。激進派為了能夠順利地挑起全面戰爭,不惜在未取得日本最高決策層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斷然把日本拖上戰爭的軌道。
       到此為止,“第一槍”之謎大白于天下。而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武官助理今井武夫在后來撰寫的回憶錄中,仍然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第一槍是屬于中國兵偶發性的?有計劃的?還是陰謀?對這一陰謀有人認為是由日軍采取的謀略,或者是中共,也或者是抗日激進分子制造的謀略。對此雖做過多方面調查,但究竟誰是肇事者,至今仍難判斷。據我調查的結果看來,估計決非日軍所為。至于認為是單純偶發性的看法,中國兵出于恐怖心理由于過失引起開槍,這種情況卻是有可能的。此外,抗日情緒高昂的中國兵對日本抱有極大反感,由一人忽然開槍引起同伴開槍,也并非無此可能。從而對照事件前后發生的種種情況來看,單憑以上因素,仍有難以解釋的問題,并不能排除陰謀的說法。最重要的是,應該弄清何以在開始射擊以后,使事件連鎖性地擴大下去的政治背景。
       不論如何眾說紛紜,但有一個人的說法是不能忽視的。他就是日本天皇。1990年12月,在日本一家影響頗大的綜合性刊物《文藝春秋》上,披露了日本天皇在1946年對近臣所講的關于“大東亞戰爭”看法的《昭和天皇獨白錄》一文,其中談到了盧溝橋事變的原因。在文中,天皇明確指出:事變不是中國方面挑起的。他說:“值此危機之際,盧溝橋事變發生了。我并不認為是由支那方面挑起的,而認為是由一些無所謂的爭執引起的。”
       對于七七事變如何發生,天皇一清二楚,心知肚明。那些把挑起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的日本人,最好認真讀一讀這篇文章。
       (摘自《七七事變——全國抗戰的爆發點》,何立波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定價:2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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