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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縱橫]政治運動后遺癥與蘇聯劇變
作者:馬龍閃

《百年潮》 2000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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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劇變和解體是由諸多原因引起的。但歸根結底,有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從歷史原因來看,30~40年代蘇聯在“階級斗爭尖銳化”理論指導下連續不斷進行的社會政治運動,以及它們所帶來的嚴重消極后果,是造成日后蘇聯劇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1928年“沙赫特事件”開始的對工業專家的鎮壓,以及隨后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實施的“大轉變”,到戰后諸多審查運動、意識形態批判和制造的一系列“案件”,在前后四分之一個世紀當中,除蘇德戰爭正緊的二三年間政治運動有所緩和外,其他年份在各個領域發動的各種批判、清洗、鎮壓,幾乎從來沒有中斷過。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曾經歷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意識形態“大轉變”,3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領域的“大清洗”和戰后(1946~1952)意識形態的大批判、大斗爭。
       在這三次大規模批判浪潮中,幾乎每一次都席卷了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部門,甚至連工程應用技術的許多部門也難于幸免。這些批判和鎮壓使蘇聯科學文化資源和知識分子受到嚴重摧殘。對農民群眾的傷害,在集體化運動和大規模征糧運動當中,在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的兩次大饑荒中,曾造成慘重后果。強迫集體化運動和驅趕“富農”的情況廣為人知,而繼集體化進行的大規模強迫征糧運動及其對農民群眾的傷害,在90年代初發表的作家蕭洛霍夫1932~1934年間給斯大林的一組書信中,才以比較確鑿的事實披露了出來。
       對各級、各方面干部的清洗和鎮壓,從20年代下半期到戰后,連續發生,而以30年代中后期的“大清洗”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從中央到地方,從工業部門到集體農莊,從內務干部到軍事干部,被鎮壓人數之多,直到近年才由俄羅斯當局披露出接近真實的數字。至于戰時對十多個少數民族的遷徙流放,戰后在“反對向西方卑躬屈節”口號下對一批軍人的鎮壓,以及對上百萬被俘、被遣返人員和至今未被研究的對淪陷區附敵人員的審查、逮捕和監禁,更達到了驚人的規模。上面所有這一切直接或間接牽連的人員及親屬,波及的社會層面很廣,這對社會人心影響很大,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后果。
       概括起來,這些后果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嚴重消耗甚至摧殘了蘇聯黨和國家的干部資源。
       在革命前后的二十多年間,在列寧思想哺育下,從嚴峻的革命環境里培養、成長起來了一大批既有堅定信念、又富有才干的領導干部。他們在各地各部門發揮著先鋒骨干作用。斯大林發動的多次政治運動,包括“大清洗”和“干部革命”,摧毀了黨政軍大量可貴的干部資源,使他們或者殉命,或者坐牢,或者消沉。鎮壓造成了黨內極為緊張的氣氛,使干部惟命是從,對斯大林的既定路線和理論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創意和革新。幾十年間,凡越出教條而欲革新者,凡能獨創而有才干者,大都受到鎮壓和迫害;相反,凡是眼睛向上,善于察顏觀色者,凡因循成規,一味守成執行者,大多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貝利亞式的人物能得逞,勃列日涅夫和蘇斯洛夫式的人物能高升,而頭腦敏銳、理論修養高如布哈林者,敏于行政、可當治國重任如皮達可夫者,年輕有為,堪做接班人如部長會議副主席沃茲涅先斯基和聯共(布)中央書記庫茲涅佐夫者,都在黨內斗爭中被一一除掉了。這使繼斯大林之后,蘇聯一直缺乏真正領袖型的人物,只能由文化修養如赫魯曉夫者,決策能力如勃列日涅夫者,思想性格如戈爾巴喬夫者,來充當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一個國家,一個執政黨,沒有培養領袖型人物的環境,缺乏造就真正有才干的人的機制,是沒有前途的。
       二、耗損了列寧奠基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思想和精神資源。
       列寧本人善于根據客觀形勢提出符合時代需要的、具有創新精神的理論和思想。他也提倡全黨這樣做。20年代一般來說,也營造了這樣一種思想理論活躍的環境。從20年代末反“右傾”開始,黨內形成了極不正常的政治氣氛:人們動輒得咎,養成謹小慎微、墨守成規的習氣,談不到任何理論的創新。這樣,就形成僵化凝固的理論教條,一成不變的體制、模式,長期阻礙或貽誤了蘇聯多次出現的改革機遇,造成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長期形成的危機無法克服。
       三、嚴重摧殘了蘇聯的科學文化資源——知識分子隊伍及其創新思維能力。
       斯大林在整頓教育、發展科學事業上功不可沒,在這個時期蘇聯的教育和科學曾有長足進步。但歷次社會政治運動對各行業知識分子的摧殘也是人所共知的。特別是由于米丁偽科學學派的興起。蘇聯實行哲學監督學術、文化、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的政策,使整個科學受到壓制。受迫害的不僅僅是學者個人,一些理論思想、科學學派、學術雜志和著作屢屢被禁,許多學術機構和團體被解散。控制論的被禁,延誤了電子學和計算機工業的發展,造成蘇聯計算機技術幾乎比美國落后兩代;有機合成化學的新知識被視為“唯心主義”,曾造成“在許多新的合成原料生產上比西方落后7年到9年”;生物遺傳學的遭禁,影響更加深遠。這些情況以及體制上的問題,使蘇聯長期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7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工業和整個經濟停滯不前,與此緊密相關。這也為蘇聯的危機和解體準備了條件。
       四、在多次社會政治運動中,對宗教民族人士的鎮壓,對少數民族的大規模遷徙,對廣大農民群眾的傷害,對“前方軍人”的審查和鎮壓,波及的社會面很廣,對社會穩定、人心向背產生了長遠影響。
       最為嚴重的是,30~40年代多次社會政治運動制造的大量冤假錯案,長期不能糾正,使釀成的后果隨時間持續與日俱增。在整個斯大林時期,除個別年份對個別案件有所甄別外,在多數情況下對冤假錯案不僅未予糾正平反,每逢運動還往往對以前的“案犯”進一步加重處理。比如1937年“大清洗”中,對集體化時被流放,到此時已服刑期滿的“富農”進行了再次逮捕,對其中一部分甚至加以處決。又比如在1948年鎮壓中,對30年代“大清洗”中被逮捕、被流放,此時已服刑期滿者,又再次逮捕,許多人直到50年代中期才獲釋放。即使在赫魯曉夫時期,也未對過去的冤假錯案進行徹底平反;有些人雖平了反,但還留著很長很粗的“尾巴”,或不能進入首都,或不準返城,或不給安排工作,等等。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還出現了反復,把赫魯曉夫時期平反的案件推翻,又二次戴帽(比如,對老布爾什維克、列寧戰友拉斯科爾尼科夫案件的處理)。對一些重大案件,如布哈林案、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案等,直到80年代后期才給平反。
       這些冤假錯案長期沒徹底平反,牽涉到成千上萬的人,這使人們由此長期蓄積的怨尤和不滿,在社會深層滋生、蔓延、發酵,最后積淀、醞釀成各種強大的社會政治思潮,形成政治派別和政治運動,成了埋藏在蘇聯社會內部的定時炸彈。
       蘇聯的劇變、解體,在相當程度上也與這種情況有關。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直接由人的活動來實現的。蘇聯解體也是如此。而人是在思想、思潮推動下行動的。因此我們考察蘇聯解體,就離不開考察各種思潮(特別是政治思潮),離不開考察受這些思潮推動而行動著的人。
       我們考察從30~80年代的蘇聯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30~40年代社會政治運動嚴重消極后果的作用,蘇聯形成了極端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大社會政治思潮。
       社會政治思潮的產生和形成,固然有其深刻的社會階級根源,但蘇聯連續不斷的社會政治運動對其形成和發展起了催化、加速的作用。蘇聯30—40年代社會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批判運動的大規模鎮壓,一方面,造成了蘇聯凝固、僵化的理論教條和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和理論的教條性和僵化性鑄成了強大的保守主義政治思潮,而這種思潮又以官職等級名錄制度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為載體,二者互相結合而形成強大的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在這個派別的阻撓下,從戰后初期到戈爾巴喬夫時期,阻滯、貽誤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戰后初期的局部改革,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和以后的改革,等等。另一方面,由30~40年代清洗、鎮壓制造的大量冤假錯案,由此不滿情緒發酵而形成改革訴求,加上戰時特殊環境和戰后形勢的催化,形成并加強了改革思潮。改革思潮由于受保守主義的打擊,造成阻滯梗塞,回旋激蕩,又蓄積了更大的勢能。在赫魯曉夫時期終于有可能爆發、奔瀉出來,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經受壓抑、挫折而分化,形成持不同政見的思潮和運動。這種思潮經戈爾巴喬夫時期“公開性”、“民主化”的釋放,形成強大的反對派運動和政黨。
       戈爾巴喬夫的航船,就是受到上述兩股強大社會政治思潮和運動的雙重夾擊,因而左右搖擺,飄忽不定,最后失去控制,葬身海底的。
       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隨著改革的進程發生了保守主義勢力同極端民主派勢力力量對比的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由于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失誤——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合作社法”和“租賃法”的出臺,屬于既得利益者的特權階層,一部分人利用這些方案的漏洞,經過權錢交易,大量侵吞國有財產;隨著財產的增多,私欲的膨脹,企圖把非法財產轉化為合法的私人所有,于是,由起初維護體制、反改革的保守派,一躍而轉為主張推翻體制的極端民主派。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在政治改革上采取冒險主義,助長了極端民主派勢力,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逆轉,戈爾巴喬夫一派無所倚恃、最后向極端民主派妥協退讓而導致蘇聯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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