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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她們單身,他們單身
作者:王 琿

《青年文摘(紅版)》 2000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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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節。今年的情人節在國圖過,那兒僻靜,沒有人找得到你,也沒有人知道這樣一個被營造得越來越特殊的日子,你一個人過;去年的情人節跟老爸在人堆里搶年貨,情人們的甜蜜淹沒在年三十到來的喜氣洋洋中,老爸也不懂這滿街的玫瑰說的是什么;前年的情人節一個人在街上遛達,滿懷耐心地等待著關了手機、呼了也不復機的男友來跟你共進晚餐;大前年的情人節正當年輕,呼機上顯示一個又一個“情人節快樂”的祝福,男男女女都不相信你會獨自在家……
       人就是一年一年地晃到了30。30歲單身的苦惱并不是周末和節日里若有若無的孤獨,難堪的是日久天長之下親朋好友或與你了無干系的人們,同情和驚異總是不自覺地噴薄而出,“啊?還沒結婚呢?!別再挑了……”那沒有說出來的意思是這樣的: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眼光那么高于嘛,不會是有什么毛病吧……本文要關照的正是都市里這樣一個人群,他們條件優越,工作努力,甚至生活態度都還積極,卻被動單身,遲遲走不進婚姻之門。
       其實單身人群正日漸龐大。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1982年我國的單身戶是1745752戶,到了1990年有800萬以上的人沒有婚配;1990年前后,北京的單身男女在20萬以上,現在僅南京市這個數字就達到40萬,京滬兩地更在百萬之眾。社會學家們很早就提出過4級理論,即按素質將男女分為從A到D四個等級,A男找B女,B男找C女,C男找D女,最后只落得A女和D男無法婚配。如果以1990年單身人群中男女10:1的比例來看,女性擇偶應有余地,但殘酷的是,占據單身人口總數90%的是處于社會底層或偏遠山區的D男。
       大齡單身女的尷尬境地四處可見。以北京紅楓婦女熱線主辦了8年的周末單身俱樂部為例,在這個以大專學歷為起點、最高人數達到1000多人的俱樂部里,40%的未婚者會員,女性占到了70%。北京外企服務總公司1999年初為越來越明顯的雇員單身問題建立起的俱樂部,從初創時的100多人發展到今天的600多人,相較于單身占主體的外企2.6萬名員工,這個數字還小得可憐。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在于。男女會員的比例是4:6,且男性年齡偏小。
       上海人口情報研究中心關于滬市婚姻狀況的演化有一組數據:1980年結婚人數為18萬對;1990年是12萬對;1997年是10萬對。遞減趨勢從某個側面說明,無論男女,晚婚都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北京芍海公司1998年12月份對796位北京市民做了一份調查,其中講到女性的理想丈夫是事業有成,男性的夢中情人要溫柔漂亮。
       “事業有成”到底讓男人付出了什么呢?就業風險自擔,醫療養老保險自擔,住宅、教育自擔,使得婚姻對于一個男人的重負顯而易見起來。據調查,先立業再成家已是當今男人的首要選擇。
       在IT公司就職的馮建,春節一過,就是他的31歲生日了,來北京3年,無數個包括周末在內的夜晚都是11點才離開辦公室,而像他這么拼命的比比皆是。家里妹妹的孩子都兩歲了,奶奶卻盼不來個曾孫子。馮建為此內疚不已,但是他說,“現在一個男人不掙下10萬、20萬的有什么資本娶妻生子?再說,事業做不好,馬上就是生存問題,可是事業要想做好了,又哪有時間和精力去陪女朋友?我們這圈子,多少老板離婚了,不是有外遇,就是忙,老婆受不了!”失去平衡的兩性,都在為他們所要爭取的過度的獨立或依賴付出代價。
       問題是,同為單身,男女的處境和心態卻決然不同。在被稱之為女人的“圣經”的《第二性》中,西蒙·波伏娃曾尖銳地指出,社會傳統賦予女人的意義,就是婚姻,“對女孩子們,婚姻是結合于社會的惟一手段,如果沒有人想娶她們,從社會角度來看,她們簡直就成了廢品。”這些寫于20世紀40年代的話在今天讀來仍是有意味的。
       男人幾乎就不存在著女人從暢銷到貶值的壓力。已近36歲的張仿至今仍因沒空戀愛保持單身,如日中天的生意不僅讓他有了4套房子,還買了輛桑塔納2000。張仿說,他這個層面交往的人,男男女女單身一大堆,女的都是年薪20萬的大款,大家雖總在一起玩可是無論如何都沒有感覺,“我們不會選擇她們,兩人都忙,家還不成了旅館了。”張仿的目標很明確:年輕、漂亮,以他為中心。盡管他的故事分明是個金錢與愛情不可兼得的例證,但事業的成功,使他的價碼節節攀升。
       同樣,對于女人來說,事業越是成功,享受的快樂和焦慮就越多、越復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已成為社會懶于爭辯的流行觀念。供職于外企的劉眉是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月薪1萬元,但那種為了對得起職位的付出和高處不勝寒的寂寞讓她身心俱疲,“想不干的時候,連退路都沒有”。一邊是根植于社會的傳統觀念——男強女弱、男大女小、男高女低,一邊是對生活品質的期望。劉眉說:“靠不上男人,靠自己吧,可是越獨立,你就越發現男人不能容忍你。女人怎么會不期待有人愛呢,可是你看得越清楚,你就越知道什么樣的男人不能嫁。”
       刻薄的社會學家對大齡女有此形容:“她們的擇偶條件過高,求全責備,有的甚至希望對方‘長得像演員,身體棒得像運動員,學問做得像研究員,說話聲音像播音員,對她態度要像服務員,職位不低于中高級公務員’。”他們給出的忠告是:對男方外表多些寬容,求愛方式上多點主動,擇偶條件上多點靈活。社會學家測算過,一個30歲的女研究生,如果按傳統標準擇偶,她的選擇面只有0.2%,而按三不計較(年齡大小不計較,學歷高低不計較,婚喪離異不計較)擇偶,選擇面能有20%。
       可是再三說服自己單方面不計較,現實也讓女人屢屢碰壁。王行娟女士在談到俱樂部內有花無果的普遍現實時,不勝感嘆,她認為現代男人過于急功近利,“來周末俱樂部的人目的性都很強,恨不得抓一個馬上就結婚,可是往往有些人都是7年的會員了,還什么都沒找到。為什么?感情是需要培養的,但占主動地位的男人都有一種‘麥浪效應’,剛覺得這個女士不錯了,下次又看到新來的更好的,就像那麥浪似的,一波又一波地挑過去。”
       類似的失望和難堪會強化女人對婚姻的要求。很多單身女性都抱著“寧可讓父母擔心一陣子,也別擔心一輩子”的想法,“既然已經挑了這么久,所以才要好好挑”。然而,越想好好挑,就越喪失了挑選的余地,怪圈仿佛專門是為女人設立的。
       女人們寧缺毋濫的謹慎也許與到處都是離婚率逐年上漲的消息有關。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離婚率直線上升,1980年離婚率為0.7%:1995年離婚率為1.8%;而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中,離婚占據首位,1990年81萬多件,1991年86萬多件,1994年103萬多件,1997年達
       124萬多件……地球另一側的情況更加不妙,歐洲理事會最新年度人口報告說,歐洲國家居民的結婚率已普遍下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離婚率則上升,私生子女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尤以北歐國家為最,它們的離婚率幾乎為同年結婚率的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婚姻已不再是每個成年男女所必須要完成的“事業”,但負面數字并未抵消人們進入婚姻的熱情。“婚姻對于雙方都既是一種負擔又是一種利益”,這是一種共識。社會學家們也給出過好的信息:家庭在激烈競爭的現代生活中,具備心理調節功能,譬如一個快樂完滿的婚姻會讓人感覺像每年多了6萬英鎊的存款,而男人會因婚姻而長壽、心態更平和,受雇率、升職率更高……這是這個新時代給家庭和婚姻賦予的最新功能。
       國際咨詢專家、精神心理學家丹尼什說:“人們每一種狀態都既是生理狀態又是心理狀態。”因此,盡管已婚者往往對單身者的瀟灑自在心懷向往,但即便是以令人艷羨的“單身貴族”的狀態生活著,“常態的、穩定的兩性關系的長期缺失,也會影響我們的心情,”在一家外企工作的劉眉說。劉眉和她的幾個同在外企工作的大齡女友,現在熱衷于一件事:移民。她們確切地相信,在異鄉他國,獨身、同居、結婚、離婚,老外的成見不會指向個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喜歡你就是喜歡你,沒有那么多別人的標準攙雜到自己的情感里來。”
       女人爭取獨立的第一步是經濟,然而以婚姻為代價的獨立,經濟會轉而成為巨大的重負。劉眉們如果不能出國,馬上面臨的問題就是買房(租房在北京一樣花錢——而租來的房子永遠都不是家)。“人一旦長大,都得有自己的空間,這是保持一個好心情的前提。我要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一天不嫁人,他們就要愁一天,覺得你把該由你丈夫負擔的東西壓在他們身上了。”劉眉無奈地說,“要是兩個人呢,不是輕松多了?”
       結了婚,才像是有了根。婚姻會讓人感覺繁瑣、窒息,缺乏自由,但婚姻也讓人安寧、成熟,許多進入婚姻的人都認為:“婚姻是最能讓人成長的,沒有經歷過婚姻的人。人生就是一種缺陷。”
       美國芝加哥大學全國輿論研究所新近發布的一份調查說,那些成熟的、有職業并做了母親的婦女在1997年時,有49%的人感到自己應該像待在家里的母親那樣,與孩子保持親密的關系;到了1998年,這一比例高達68%。家庭是女人心靈的歸宿。對于男人也一樣。永恒的規律就是“逃”,從單身逃向婚姻,再由婚姻逃往單身,不肯移動的人少之又少。
       (黃曉潔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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